北部都會區革命足跡的保育與活化建議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議員 林琳
天大研究院 研究員 楊毅龍 （2025年1月17日）
一、背景
新界北毗鄰深圳，多年來都是內地與香港陸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也正因其獨特和關鍵的地理位置，新界北成為不少近現代歷史的要地。從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和新界原居民的反英抗爭，到上世紀30年代的「紅色交通線」，再到抗日戰爭時期東江縱隊和「秘密大營救」，新界北一路參與中華民族的自強與反帝反封建鬥爭。
通過梳理史料，結合訪談和實地考察，調研新界北多處近現代歷史足跡，從古今相容、均衡發展的視角出發，分析相關歷史建築的現狀，了解保育和活化它們所面對的困難，並提出可行的改善建議。
二、新界北與中國近現代史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轉捩點，香港在英國管治下角色獨特。洋務運動、辛亥革命、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南方紅色交通線和抗日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香港各界愛國人士從不缺席，與其他革命人士一起反抗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
在中華民族反帝反軍國主義侵略的過程中，新界北角色不可或缺，留下了不少革命足跡。1898年英國租借新界後的數十年，新界並沒有多大發展，而新界北主要由元朗六鄉和北區四鄉組成，在新市鎮開發前，大多為農村和郊外。正因「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便於隱蔽和轉移，為不少革命組織和遊擊隊提供了藏身和休整之處，加上新界鄉民（香港慣稱「原居民」）傳統上有著濃厚的愛國愛鄉情懷，促使他們參與了不同階段的革命活動：
1.反英抗爭
1898年，英國迫使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和島嶼，為期99年。英國人接管新界引起了鄉民強烈反抗。以元朗屏山鄧氏為首的新界原居民各大氏族，自發組織武裝，運用簡單武器抵抗英軍，史稱「新界六日戰」（The Six-Day War of 1899），在武器裝備懸殊的情況下，參戰鄉民傷亡慘重，約500名鄉勇被英軍擊殺。英軍又炸毀錦田吉慶圍及泰康圍的圍牆，並奪去吉慶圍的連環鐵門作戰利品，運回英國，直至1925年5月才歸還予吉慶圍鄧氏。
2.上世紀20年代初的工人運動
上世紀20年代初，中國工人階級與外商資本開展了激烈的鬥爭。當中，發生在香港的有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一周內參加罷工的海員達6 000多人。其後，其他公司的海員、碼頭搬運工人和煤炭工人相繼回應，罷工人數達3萬多。1925年5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全國出現反抗外國勢力的運動。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國共兩黨和廣州國民政府支持下，發起「省港大罷工」，約30萬工人離開香港的工作崗位，前往廣州和佛山等地，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外國勢力及其投資利益。新界北是當年罷工工人北上的重要路線，可惜在百年變化後，已經難以找到跟「省港大罷工」相關的歷史足跡和建築。
3.偉人住處和聯絡點
一些締造新中國的歷史偉人，例如周恩來和葉劍英，都曾經在香港居住。此外，革命時期為了隱藏、轉移、送達情報和物資，不少地方也留下了「紅色交通線」。可是，這些足跡在香港島和九龍，經歷百年城市變遷已經難以尋覓，但在發展相對緩慢的新界北，部分革命足跡則保存下來。
4.抗日時期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內地一些商界、文藝界、學術界和科研專家等逃難至香港。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隨即入侵香港，英軍僅抵抗18日便於12月25日投降，開始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由於英軍旋即戰敗，大部分從國內來港避難的社會精英來不及離開香港，被困在香港。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解救這一批社會精英，東江縱隊及旗下的港九大隊聯合新界鄉民開展了「秘密大營救」，在元朗區和北區設立多個驛站、聯絡點和庇護點，前後協助800多名社會精英通過新界北安全撤回內地，位於元朗屏山的楊家村和沙頭角的羅氏大屋，便是抗日時期支援抗日遊擊隊和「秘密大營救」的重要據點。
三、實地考察與發現
自2024年初起，筆者實地考察新界北多處歷史建築，包括元朗屏山楊家村、錦田吉慶圍、凹頭潘屋（蔭華廬）和沙頭角羅氏大宅等，主要觀察其保育、活化和對外開放狀況，具體發現如下：
1.周邊配套嚴重不足
上述歷史建築雖然能夠在網路地圖上顯示，但確實定位和路徑不甚準確。除了吉慶圍有公共交通直達，其他景點即使徒步進去都不容易，沿途缺乏清晰指示牌，小路一片泥濘。至於公眾洗手間、涼亭、凳子和扶手欄杆等接待遊客的基本設施，則十分缺乏。展覽板、高科技展示設備、滅蚊滅蟲和無障礙設施等旅遊設施，更是遙不可及。
2.沒有積極與周邊居民合作活化
這些歷史建築大多位於鄉村用地，楊家村和吉慶圍內仍有居民，周邊也有村民。對比內地歷史建築和名人故居的保育，新界北的歷史建築保育明顯遜色。第一，特區政府並沒有把歷史建築內（即使已被列入法定古跡）的居民妥善搬遷安置，繼而騰空歷史建築，用於展覽和國民教育等用途。這些歷史建築門外更貼上「私家重地」「不得內進」等不歡迎遊客的字句。
至於歷史建築周邊的村民，幾乎沒有參與歷史建築的保育和活化，依舊「各家自掃門前雪」，沒有體會「活化 + 旅遊」帶來的經濟效益，也沒有動力去配合保育和活化。對比內地景點的周邊居民開店和擺攤等多種服務旅客的方式，新界北歷史建築則顯得分外冷清。
3.欠缺系統管理和旅遊發展的整體規劃
承上述，新界北歷史建築保育在周邊基礎配套、居民安置和居民合作等方面，都暴露了特區政府對新發展區的古跡保育和活化欠缺全盤系統性規劃的缺點。一些即使已被評為法定古跡的歷史建築，卻在維修、翻新和活化等方面進度緩慢。以元朗凹頭潘屋為例，1985年已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到了2010年2月4日才獲確認評級。但至今仍是一片荒涼。
4.政府角色尚欠積極
客觀而論，香港境內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相關的古跡不少，但政府對於保育它們的態度和力度不一，例如跟孫中山相關的古物古跡大多被列入重點保育和活化專案。對比之下，中共第一代領導層在香港的經歷、住處和其他革命足跡，則幾乎「無人問津」。港英政府時期故意忽略、淡化，甚至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已成過去，特區政府應該積極有為，糾正和補充過往保育工作的不足。在資源配置、保育方式和活化時間表等方面，加強中國近現代史相關的古跡保育工作。在發展新區的過程中，積極與居民溝通，合作保育和活化各種大大小小的歷史文化專案。
四、評級法定古跡和歷史建築的傾向性
縱觀香港的法定古跡和歷史建築評級，我們不難發現它存在一定的傾向性。港英政府評級法定古跡，大多傾向於帶有西方色彩的文化、藝術、教育和宗教建築。根據《香港法定古跡》列表，51%以上的法定古跡（大多在1997年之前獲評級）位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而《一級歷史建築》列表中約50%位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即港英政府的政治、經濟中心和洋人活動的主要區域。此種評級模式反映了港英政府對於西方文化的推崇。只有少部分與華人富戶和精英階層相關的建築才能獲評級。至於跟普通華人和勞動群眾相關的，除了祠堂、寺廟和學堂，其他（特別是愛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獲評級的絕無僅有。
五、總結與建議
發展北部都會區是改變香港未來的項目，但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不能遺忘一路艱辛走來的革命歷程，不能讓古跡在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凋零，不應該讓成就民族偉大復興的古跡「冷冷清清」。特區政府有責任積極、主動檢視保育政策，結合各種現代化理念和模式，把中國近現代史留給特區的文化財富傳承下去，具體建議如下：
1.成立「北部都會區歷史建築保育和活化工作組」。現有的古物古跡辦事處和古物諮詢委員會關注的範圍較廣，涵蓋全港各區，一些歷史建築即使已被評級，但不一定能夠活化。北部都會區作為一個重點專案，應該綜合科技、人文、歷史、藝術、旅遊和休閒娛樂等多元要素，同時提升香港生產力和文化影響力。區內多處歷史建築，恰恰是歷史文化教育和旅遊的寶貴資源。因此，特區政府應該成立專項工作組，精准地開展新界北歷史建築的保育和活化工作，以及統籌人文、藝術、教育、旅遊和社區經濟等多元領域共同發展。
2.借鑒內地經驗，官民合作保育。內地在歷史建築保育和景點配套方面經驗豐富，從搬遷、安置歷史建築內和周邊居民，到修建適合遊客參觀的設施，再到景點周邊的零售和餐飲配套，都有相對成熟的營運模式。特區政府應該借鑒內地經驗，靈活地在古跡的土地管理和應用上，持開放態度與居民和持份者溝通協商，以實際誘因促使居民與政府合作開發和活化新界北歷史、人文旅遊景點。
3.推動北部都會區「近現代史現場教學一天游」作為中國歷史課程考察專案。活化與公眾教育結合，才能體現歷史建築的保育價值。香港青年對於中國近現代史認識不足，往往影響了他們的歷史觀和國民身份認同。2023年2月15日，劉智鵬議員于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中國歷史列為高中必修科目」的議案，獲得議會通過，但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表示「時機和各項條件均未成熟」。正因如此，教育界和社會各界更應該持續檢討和改進中國近現代史教育，除了課本、多媒體和問答比賽外，開拓現場教學點，以多元方式提升學生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認識。
4.聯合在港中資企業活化 「紅色旅遊點」。中資企業在媒體、出版、建築、科技和旅遊等多方面優勢顯著，若在港中資企業能多一些參與保育、活化和旅遊項目開發，不但有助於北部都會區的歷史文化建設，還可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紅色旅遊路線」，以「一程多站跨境遊」的綜合模式，提升經濟效益之餘，又能夠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的公眾教育。
